——关于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史凯文
序言
我曾心血来潮研究过大音希声这一概念，天地之间其犹橐龠， 虚而不屈动而欲出，大音希声在虚在静，可惜人们喜欢的音乐中大都充满人为的流动。音乐艺术正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市面上能够找到什么音乐是所有音乐生活的参与者共同决定的，人们对音乐感染力的兴趣和需求远大于大音希声之境界，于是大音希声成为了一种奇怪的信仰、空洞的文化符号，其主要作用在于在音乐方面承载人们对老子的崇高敬意。
中国古哲出人意料的热爱音乐，韩愈师说里列举的孔子的四位老师中，有两位都是乐师，孔子听韶音忘记了肉味，音乐也许是除了道以外最让夫子感兴趣的东西。庄子提到黄帝在洞庭之野演奏咸池之乐，使人荡荡默默乃不自得，音乐俨然成为了得道之法。依我鄙见，韶音的演奏难度大概不及咸池：韶音把人所想所爱自然地呈现，发乎情而止乎礼，其感染力在于恰到好处的表达；而咸池似乎并不是令人十分愉快的音乐，咸池拿出了与天地相合的超越人情的力量，人在这种奇迹般浩渺的声音世界里，接受了自己的渺小，放下了自己的思考与傲慢，最终不知我为什么是我，不知我为什么在这里，以无所得故，始近于道。
从我亲身的演奏经验来看，咸池这种音乐非得道高人绝不可能演奏出预期的效果，黄帝贵为天子亲自为臣民奏乐一事实在有点难以想象。如果要把对咸池的描述翻译成当代艺术音乐的术语，那么咸池是一个奏鸣曲，它有三个乐章，境界递增，第一乐章使人无比震撼，第二乐章变幻莫测，第三乐章方才达到真正的大音希声。咸池大概是天乐，从第二乐章开始已经逐渐超越有实物的乐器所能达到的范围，不过庄子既然描述了达成大音希声的路径，能够用器乐表达的、四时迭起万物循生的、无首无尾所常无穷的第一乐章，自然是我们去理解大音希声的开始。我猜贝多芬晚年现实主义的赋格乐章大概可以给我们一点类似的感觉。
贝多芬晚年的音乐立意深远不拘于常情，已经足够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倘若真有咸池之乐，也只能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话说回来，孔夫子要是生在当代，多半会喜欢肖邦的音乐，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待合理情绪的恰到好处同样需要一颗超脱的心。儒道在音乐上的分别可以对应二者看待圣人的不同态度，道家在圣人之上还有真人至人，可真人至人的状态实在不太像是人修行一世可以达到的；对儒家而言，敬鬼神而远之，重要的就在于成为道德完美的圣人，既然生而为人，做好人的事就够了。
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人的本分做好，有多少余力做多少音乐，这是音乐人之道。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音乐为人提供的情绪价值正是这装饰生活的华饰。
一些基本问题
当代时常有些仅能够理解发展史观的人嘲笑老子的小国寡民，但老子不过是爱开一些反讽的玩笑，反正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在尽心尽力把人的本分做好，力行孝悌谨信的实在的生活中，小国大国没什么区别；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倘若人人各安其位，倒也确实没什么往来的必要。但人是有人性的缺点的，老子又何尝不知人们做不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
美之为美本来并没有问题，但生而为人有诸多苦事，践行为人之道也有诸多困难，人不能知足却知美之为美，美超越了真善成为了人们的主要追求，于是人的本分成了难以达成的崇高理想，而为了追求物质和精神的享受而鞠躬尽瘁反倒成了公理。老子只好发出了大道甚夷而人好径的感慨。
尽管我国的历代史学家们不遗余力地构造道德史观，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背后理应有一个恒常的公义，但我们已经太习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的世界了，人们未能完成本分就已经为了利益穷尽智力地明争暗斗，有时哪怕为了自保也不得不先下手为强，信史之中功过是非难以明辨者不可胜数。
要想理顺这件事，我们不妨回过头来想想人初生的情形：婴儿受出生之苦，而后意识到自己能够做的事，有手能抓，便有物我之分；有脚能蹬，便知道自己在空间里如何移动位置；有嘴能哭，大人闻声前来喂奶，便对人与人的交流略知一二。人之为人有一个的本质特点，便是拥有物质形态与操控物质的能力，同时被限制在这种物质形态之中。这种受限与感觉上的刺激使人有了自己的欲望，既然知道自己的能力，运用能力满足自己便是理所当然：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动手，能要得到的就跟别人要，倘若有些需求需要切实经历一段辛苦的过程才能够得到满足，人们会自然而然的思索是否值得，倘若能够让别人经历这些而自己坐享其成，何乐而不为呢？
社会分工最初来源于能力不同，能力则来源于人对自己物质形态的控制力、对人性的理解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思维与行为习惯。在这个问题上，人类和其他动物本质相同，只不过智力更为精妙。弱肉强食，能者多得，这本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但我们并不希望社会完全按照这样的秩序建构，原因在于，人并非独自存在于世间。人与人之间是能够共情的，人虽然只能认知自己看到的世界，体验自己的身心，却没有理由不相信自己所爱之人和自己有相同的本质。至爱之人离开世界时人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失去，还有身临其境的怅惘。感知上的限度与超越个体的理解力构成了人之为人最为本质的矛盾。人对相同本质的理解程度决定了人对公正的态度，道心在平等心上建立起来，人因此有了圣愚之分，佛陀证得无上真理时慨叹“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所谓无上真理，亦是平等之至。
道德越高尚的人，就越有广博无私的爱，由爱亲友至爱民族，扩大到追求全人类的解放以及一切众生的解脱。人与人有相同的本质，却从出生起就面对物质条件、生活习惯以及社会处境的区别，探索人的本分与社会的公正成为了每个人都不得不参与的课题。人的爱包含主动奉献与被动期待两个方面，人根据自己的处境和能力面对相应的责任，每时每刻都在自身与不同人和事的收支平衡间进行抉择。虽然至公至正的大道总是简明而无处不在的，但人们因自身的执念而迷惘，最终不是自以为是地接纳，就只能是无可奈何的妥协了。
人的委员会
这个世界上倘若没有美，好人与坏人所需要付出的都比较少。世界上有了美，坏人为了得到美不惜以牺牲道德为代价却需要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来粉饰门面，好人不放弃道德却仍要靠辛苦付出换取同样多的美来被世人所接受。广义上的美，是一门有关于爱的学问，人们探索如何付出能够满足自己和社会的期待。深谙人情世故者正是美学家，他们了解如何为人们提供情绪价值，这种价值建立在他们依靠天赋与其他条件较为顺利的付出了这一方面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上。人们不会不喜欢这样的有趣的灵魂，也难怪他们常常能够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办得成人们所向往的大事。通常来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所赖并非所有的事件都会给人足够的空间来暴露问题，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谁还没点爱美之心呢？
人们所敬重的哲学家们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为学日益的思维艺术家，思路清晰言之有理未尝不是一种美感；其二是为道日损的圣人，他们的存在远比他们说出来的话更有意义。学习智慧的人对二者都有追求，在真的领域体会存在，在善的领域处理好平等与公正的问题，在美的领域参与并创造物质与精神享受。圣人并不会拒绝美，只是常心能定，对这个世界的期待便与凡夫有别。“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归于大道者，做好本分已然充满美感，何须逞五欲之快？
正如同市面上能找到什么音乐是所有音乐生活的参与者共同决定的，具有平等本质的人们共同参与这个物质世界，在不同限度内具备改变物质形态的能力，在共同劳动中满足物质与精神需求，人社会生活中接触到的为人提供价值的一切，都是由所有人类共同决定的。因此，我们的世界可以说是人的委员会，每个人都分享对这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决策权，然而一切财产属于委员会。个人从出生起获得委员会席位，从而获得一部分公有财产的支配权，委员会成员任期不同，退休时一部分支配权上缴委员会，一部分由指定委员继承，委员无占有权。
尽管借用了当代民主政治的词汇，人类的委员会从古至今未曾改变。一般来讲，委员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享有支配权的范围决定了其责任的范围。委员不享有占有权，故其任期内行使权利产生的一切创造，本质上只能以奉献其他委员或委员会本身为目的，可实践过程中由于委员对其义务与任期的认知局限，委员们普遍存在以自身满足为目的的误区，该误区体现为占有欲，在会中长期存在，在委员之间互相影响，成为委员会自身无法根除的基本矛盾。委员会在长期发展中，在物质与精神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以法律为基础、以制衡为前提的，基本保障大多数成员间民主与平等的，相对稳定的格局。
正是由于所有成员本质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其在获得委员身份的过程中接受委员会财产的差异与各自逐渐开始面对的责任都是不容忽视的，只有正视这种现实的差异和责任才能够找到适合每一个人各自的正道本分，以实现委员间的公正。在此基础上倘若行有余力，才去进一步学习和创造适合于自己和大家的美感价值。当然，这种立足现实回归本质的态度是极为理想的，如果一个世界能够实现“小国寡民”，顺利实现这种各安其位和谐公正的状态也许不难。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人们对占有欲的执念通常在用希望抚慰人这种存在形式所本具的痛苦：物质形态的束缚、感官的不适、生命终将走到终点的无奈、完成本分时的艰难付出与辛苦等待、所爱者不易常相陪伴等等。委员们若要从误区中走出，须直面苦海且不会得到缓冲。
倘若选择权在人们自己的手中，估计很少有人会愿意来到这样一个对大多数人而言付出比回报多且没有占有权的委员会中。只可惜委员们不具备选择权，且对委员会以外一无所知。这不仅仅是一个共同创造价值与美感的委员会，也是一个共同忍耐痛苦的委员会。无论共同创造美感还是共同忍受痛苦，都是以爱作为核心媒介的。人们有一个占有欲的误区，也便有了一个爱和共情的边界，人的智能在爱的边界之外尽显冷酷，最终在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格局下达成了平衡。
富有、光荣、正义——世界上大部分的美好被少部分具备特殊能力的人占据，自然的淘气孩子在美感的幻象下躲过的苦，终究让相对弱小的同类们承担了。无论什么样的社会中，总有人感到不公平，感到束缚，却终究无可奈何。我们需要把这残酷的现实理解为罪恶吗？我认为是不必的，造成这种局面的无非是人们获得委员身份的过程中接受委员会财产的差异。不愿意面对现实中本有的痛苦，不渴望一颗广袤的同理心，这是加剧现实残酷性的根源，但这并不仅仅属于几个罪人，而是一切存在者共同的问题。老子说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是人之道，这话并非讽刺人性，只是温暖的心面对残酷现实的冷静客观。
存在者的委员会
虽说人有人的限度和痛苦，可人类作为一种存在形式同样是光荣而奇妙的。我怀着无比自豪又充满惭愧的复杂心情来思考我们这个伟大而卑鄙的物种。人演化为人经历了艰难的蜕变，从直立行走到长途奔袭，从制造工具到保存火种，我们的共同祖先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团结的力量顶住了源自自然的恐怖劫难，从极为不利的气候与生态条件中磨砺出能够与天地相抗的智慧，在更新世过渡期近乎灭绝的天灾下凭常年仅存的一千余人的坚持，苦熬十二万年终于绝处逢生，成为踏遍世界的自然之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与同类的勾心斗角中大失所望的人们极少思考自己的存在本身所代表的奇迹属性，张载的横渠四句中提到为天地立心，这种宏大的气场绝非地球上的其他物质存在所能够触及的。
人类是真正的百兽之王，是最有权力的生物。可遗憾的是，人的善、爱与人性中的美好大多数情况下只对同类体现，人作为哺乳动物参与生物圈的过程是绝对遵循弱肉强食规律的。在人类的扩张时期，所到之处必然伴随着猛犸象等大型动物的灭绝，直到人类开始研究起畜牧时，才终于给逆我者亡的动物们提供了一个顺我者昌的选项。不过作为动物，即使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人类主宰，丧尽尊严，也未必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人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对育种进行人工选择。
不带入一下可怜的动物们很难理解真正的主奴关系，也很难理解属于人类但也同样使人哭笑不得的冷酷。当人们意识到动植物因自身原因灭绝所带来的潜在的坏处后，人们开始保护濒危物种，并有意营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氛围。于是动物被划分了三六九等，蚊子老鼠蟑螂等人类的敌人依旧格杀勿论，它们被踢出了美好自然的范围，因为它们不美好；猪牛羊鸡等人类的主要食物的整个生命周期被人类精确控制，在批量化生产与屠杀之中完全丧失了生命的尊严，纵使有少数素食主义者无力地反对，大多数人都默许了这种情况的存在；猫狗等人类的宠物得到了近乎无私的关爱，而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则几乎可以享受到比一般人类更加高贵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倘若我们把动物的生存现状与同人类的关系纳入视野，那么属于成年男性奴隶主阶级公民的雅典民主显得毫无违和感，对待同类都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类怎么可能为动物带来公正呢？
我们大多数人类无法认同人类与动物的平等关系，但人与动物的交流中不难发现动物同样有爱，有以此种动物的形式受限于世间的痛苦，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动物与我们有相同本质的可能性。在人类社会的架构中，人与人具有同样本质的平等概念是先验的，它无可证明，却时时刻刻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爱和交流的实践之中。如果我们去感受人与动物是否具有相似本质的问题，在我们杀害其他高级哺乳动物时较为容易感受到的残忍与同情，在我们救助被我们视为可爱的宠物或野生动物时得到动物感激之情时的心理安慰，都在暗示着我们一些一向被我们忽略的事实：在亿万斯年的尺度下，不但我们全体人类是同胞，我们和一切其他真核生物都曾经是血亲，我们人类引以为傲的意识和情感，是从那并不具足人类文明的灵长类动物祖先那里继承来的。
存在一种可能，即人类与动物确实具有相同本质，只是人类无法面对自身在满足生存需求中产生的杀戮罪恶，无奈选择视而不见而已。物质世界一切有情感、有爱、有痛苦的存在，都具有相同本质，天地之间是一切存在者的委员会，一切存在者皆是分享一部分财产支配权，却并不具有占有权和选择权的委员。委员间同样在本质上平等自由，只是人类委员生而具有足以僭越其他委员的可怕的支配权：人类委员互相之间追求民主和平等，但这种有限的民主是不对其他动物开放。纵使人类凭借主宰者的权力和能力愿意向一部分动物施舍善良，人类终究需要肉类食物作为日常所需，而其他动物也不是什么善茬，只要有尖牙利齿就有攻击人类的潜在风险，且不具备人类所具有的反思与悔改的可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残酷基本上是这个委员会的内在规律。
委员会中任何秩序的建立，都是委员凭借能力与相互间有限的信任在斗争与制衡中产生的结果。掌握更高权力的人类确实有与众不同的高尚之处，可那并不直接来源于人类从委员会中继承的更高级的智力、强大的语言交流能力与作为存在者本身的爱的力量，而是因为人类的智能让打破爱的限度成为了可能。人类在发挥人类能力、享受人类权力的同时，能够在共情的基础上体悟社会的公义，人类有了博爱，了解了人道的本分，也就有了真正的善。复杂的人性正是建立在来源于委员身份的弱肉强食的斗争性与本属于存在者之间爱的善性之上。
进一步来说，只有人类能够意识到自己存在者身份与委员身份之间的隐蔽的差异性，人类愿意在一切现象背后寻找隐藏的真相，也便有了把握自身不同于委员身份的存在性的可能。
委员会共同理想与超越者们的传说
物质世界决定了人类的意识，但由于人类自身在物质层面的局限性，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经常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以及谬误，如果主观的认识能够与客观世界的诸种存在与规律相统一，我们便能够得到正确的结论。这是委员会中人类委员们行使理论理性的科学方式。在当今社会的理想状态下，无产阶级革命者通过科学实践为解放全人类而不懈努力，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源于这部分人类委员在其对委员会财产无占有权这一方面的清醒认识，资产阶级的腐败性源于这部分人类委员对委员会财产的占有权存在的认识误区。现今的社会主义中国理论上所有人民都属于无产阶级，只不过实践上人民中依然存在一些资本主义的错误，从更为本质和普遍的角度上说，我们作为存在者委员会的世界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消灭剥削实现共产主义是历代仁人志士的理想，古圣先贤们思想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解决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方法上。
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认为共产主义要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前提，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能够合理缓和人类的痛苦，更高的生活水平所带来的幸福感使人们更加愿意为了自己所爱的委员和委员会而奉献，而不必受制于以自身满足为目的的误区。这种思路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尝试，因为前人一般不相信依靠人类的力量能够创造出对人类而言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这倒也怨不得古人，因为即使在现代，人类的贪婪、自然的物质能量条件以及技术进步的代价都是很难估量的。古哲们一般走向了另一个思路，他们要靠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来使人们主动放弃对委员会财产占有权的执念。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哲人们把丰富多彩的方法从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开示出来。最为人熟知的是一神教信仰，信仰发源于人类美德中的诚恳与信任。有一个神他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他纯善可信且爱着你们每个人，只要你遵守约定它便愿意且有能力在你任期结束时带你去更好的去处。这是一个权宜之计，人们通常不会放弃占有欲而是把委员会财产的占有欲改成了对天国财产的占有欲，而人类对超越物质世界的天国又只能在物质世界的意识范围内理解——不过理想情况下人们做事时会有个向善的限度。其他信仰一般伴随着一套因果报应的道德规律，无论崇拜各种神还是祖先，这些被崇拜者往往是因果报应规律的证明者。这也是一个权宜之计，相信因果的人们也许会做起道德生意，为未来的福报进行道德投资，但这也不失为一个使人忍受自己本该忍受的痛苦并奉献自身价值的好办法。
权宜之计毕竟是权宜之计，凡人的本性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权宜之计一旦被搞成形式主义，就会变成占有欲变相实现的炼狱。宗教裁判所的出现并不是耶稣的错。基督教中纵使出现了马丁路德等人的纠偏，到了马克思的时代也已经普遍无法正确传递耶稣本意了。
古哲们并不是仅能传授权宜之计，只是传授根本道理需要合适的机缘与悟性较高的受众群体。孔子和苏格拉底身体力行地传授了济世的美德，基本没有涉及到超越常识的概念，他们立功立德却不自居，最终的言行都是徒弟记录下来的。老子和佛陀各自见证了清净无为的真理，二种真理虽稍有不同，但都可传而不可授玄妙至极。老子的道是个委员会章程，因此我在上文中一直在引用他的话，佛陀的菩提则是存在者在委员身份以外的真相。老子与佛陀分别以不同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自在，前者掌握了游戏规则，后者掌握了选择权，掌握是否进入委员会的选择权的佛陀为自己的委员身份取得了一个的尊号——如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当然作为人类慈悲代表的他同时开示了一切存在者掌握选择权的机会与方法。
佛道尽管有一个物质世界的名字，但实质上都是在道德完备的情况下，用极平静的方式，超越意识地感知体悟到的。既然是恒常而又实在地感知到的，不是凭空猜测或从幻觉中妄想出来的，不能说不是物质的；但境界极高之人在高度专注高度清醒的状态下的发现，又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物质不同。因此对他们而言，我们凡人在心猿意马的日常状态下对客观事物的局限的感知才是恍惚而虚妄的。既然这样的真理需要见证，并不能够用语言表明，语言上的赞誉或毁谤都不能对其正确性产生任何影响，可要是和尚道士夹带私货，非逼着你相信一个名字或形象能够代表真理，这就有问题了，至少证明他对他所说的道理一无所知。
我们客观地讨论佛道，其实是基于对（我们具有相同本质的）存在者身份与（我们在现象上不同的）委员身份之间差异性的认识，分析著名的超越者的传说。既然是传说，读者如果感兴趣、行有余力且有缘如法修行，可以尝试自行见证，这里不做赘述。倘若没有参悟的缘分，做好本分，真心实意地践行美德，不妄图取得委员会财产的占有权，同样能够对实现共同理想大有裨益，无非少了些传说中的明达与自在而已。
超越者若能够拥有一定的选择权，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会因为奉献对象与条件的不同选择不一样的方式，因此传授权宜之计的哲人未必境界不够高，而他们间或提到的超越常识的知识也或许有一些真实性。我们出于对传说本身的兴趣，在盲人摸象的状态下拼凑知识，会得到一些有趣的结论。
比如从佛和耶稣各自的全知全能与诫命的相似性中可以推测他们本来就认识。再比如耶稣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 又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途的羊中去”，这很好的解释了他阐明神子身份以及与佛陀传道方式差异的原因。又如神的创世，大概是以超越者的身份建立了这个委员会；因为人们总是做悖逆创世神的事，我们发现他老人家并不能够左右委员本来的自由，因此也许上帝也是与我们具有相同本质的存在，我们可以把他理解为委员会书记，无怪教会喜欢强调权柄。又如中国人相信因果报应可又需要一个阎王殿来辅助轮回的原因在于，六道之中不可见的神神鬼鬼都是存在者委员会某种意义上的参与者，如果有人要出事，一大堆鬼神都知道，有的想保，有的不想，他们也是需要选出一个书记或商量出一个结果的。
一个委员的自我修养
本文从审美与趣味开始，触及真善的领域，最终又回到了审美与趣味的话题中去，因为无论内容如何，文艺作品都只能是人类在美的领域参与委员会的方式。善需要存在者真诚的妥协，真需要精神安定的专注力，二者均无法在文字之中真正体现，这是美学的批判。真在真的领域里，善在善的领域里，它们都是很现实的，但真能让人感觉到美，善也能让人感觉到美，我们习惯在美的领域做出总结。
习惯科学或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会发现我所提到的真善与人们所熟知的并不完全相同，因为我有意发掘二者在美感之外的本意。如此一来，无论是牛顿等自然神学家的格物致知（通过对委员会物质规律的认识来理解委员会创造者），还是王守仁等唯心主义者致良知的知行合一（从体悟委员本分开始从实践中理解存在的本质），都能各安其位，不相乖戾。我们能够在一切伟人的追求中找到本质的统一——天下大同，无有真理的矛盾，只有价值审美的矛盾。庙可以被砸，象征真善的艺术品并不能永存，可是这跟真善本身又有什么关系呢？人们没有必要把审美与真善混为一谈，这也是美学的批判。
人依赖情绪价值活着，这种需求来源于动物本性。我们的社会通常认为需要不断得到鼓励才愿意付出爱和努力的人是相对幼稚的，性格成熟的人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在爱和付出的领域义无反顾。一个委员的自我修养在于，他能够用回归真善之心领悟到自己的使命和道路在哪里，接受生而为人本具的痛苦，明白本末、厚薄、华实的区别，减少对情绪价值的依赖，而为世界创造和奉献自身价值。我们能够创造和给予的事物，包括知识，都属于广义上的美，但真正属于我们本身的思想觉悟，是无可赠予的，只有在经受磨砺和奉献的过程中才能够得到提升。
委员根据物质与社会基础，根据参与委员会集体活动的习惯，根据具体情况下的人事状态，体现出的能力是一定的。在客观物质的发展规律下，一切现状都是既定事实的结果，委员的主观能动性受制于此。主观能动性能够发挥出什么样的效果往往取决于人们的思想觉悟，可思想觉悟的提高是囊括了主客观的现实性问题，既取决于人的意志是否能够战胜人的客观缺点，又需要合适的外在条件以及充分的时间空间，这些通常不是人能够决定和预期的。因此，人对待委员会的合理态度其实是重在参与，是尽人事听天命，也就是真正的顺其自然。
无论经历怎样的困难或痛苦时，人们能够放下委员身份的执念，回归存在者的平等本质，都是智慧的体现。大隐隐于朝，这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遁入空门”与逃避现实，无论怎样委员身份总会在物质世界中继续存在、运动、发展，存在者在任期结束前都不会失去这一身份。我们之所以不鼓励深陷痛苦的委员们主动结束任期，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尚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具有进出委员会的选择权。委员身份保证了委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享有一定的自由和支配权，失去委员身份意味着丧失权力，却并不意味着痛苦的终结。
上述事实虽然积极客观，但并不容易面对，委员们大都还是喜欢在更为直接的美感中享受生活的乐趣。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今日，世界人民踩着文化壁垒在网络上构建了一个日趋完善的情绪价值委员会，人们能够以越来越多的方式获得社会的参与感。人在参与之余，倘能在静处博古通今，从政治、经济、家庭关系、人情世故、舆论、艺术文化等诸多方面观察我们这一存在者委员会不断创造出的各种新花样，也就能在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同时，享受人们的可爱之处所带来的快乐。
——特别鸣谢舒伯特即兴曲为我提供的精神支持
2024.4.15